超越西方理论与政策困境,勘定市场-国家最优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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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超越西方理论与政策困境,勘定市场-国家最优边界社会科学报微信公众号图2019年7月,《最优边界:整体资源配置理论-政策-运行再演绎通论》(6卷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日

超越西方理论与政策困境,勘定市场-国家最优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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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最优边界:整体资源配置理论-政策-运行再演绎通论》(6卷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日前,记者就著作有关内容对作者——复旦大学周志成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

主线和宗旨

记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能否首先介绍一下书名《最优边界》的含义?

周:最优边界,即最优市场-国家边界,是指市场-国家整体资源配置公平-效率最优关系结构边界,也契合了经济学核心方法概念“最优边际”。市场-国家关系边界,是西方经济学核心基础理论变动之主线,但其理论缺陷也正在于没有找到或背离了市场-国家最优边界。

记者:是否可以说,揭示现实最优市场-国家边界就是您著作的主线和基本宗旨?

周:确实如此。围绕经济学理论这一主线,6卷本著作的基本宗旨之一是揭示经济运行和政策实践的“现实最优(次优)市场-国家边界”,提出并论证“现实最优国家”命题;宗旨之二则是广义整体演绎思维方法论下,初步建立以公平-效率为本质基石内核、具有7层次真理性大前提、以市场-国家整体资源配置相对占比结构规模变动为主线、经济-政治-社会-哲学多学科综合、数量-结构-制度-伦理一体化整体动态演绎的总体经济学分析框架。

记者:从实践上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没有固定模式,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没有所谓的离开政府干预的完全竞争。党中央强调“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那么,您撰写《最优边界》系列著作的最初动因是什么?

周:从2001年互联网泡沫危机以来,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了长达17年的复合大停滞。这一长期停滞的严重性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周期波动,或严格来说,不能简单通过周期波动得到整体解释。这一停滞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奉行(本人著作研究发现并界说的)三重自由主义政策哲学的恶果。而面临长期停滞困境,主流经济学理论除了继续主张干预主义或自由放任外,提不出任何新的重大政策方案。西方世界怎么了?多年来,我在内心不断反思追问,力图对此作出回答。

西方理论与政策困境

记者:您刚才提及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大停滞和三重自由主义政策哲学困境,能否就此谈谈您的见解?

周:所谓三重自由主义政策哲学指的是富人减税第一和削减社会福利之政治新保守自由主义、自由放任(尤其是金融)-减负-不管制之经济新自由主义,以及增支-减税-赤字债务融资扩张之财政彻底自由主义。

“大停滞”的基本特征是:第一,从2001-2016年,美国经济平均实际年增长率仅为1.54%,远远低于3.1%(1969-2006年)或3.2%(1890-1981年)的长期潜在增长率;第二,经济没有出现超出潜在增长率的繁荣期,始终处于弱复苏增长或呈现非正常周期更迭;第三,经济整体上处于结构性停滞-潜在通货紧缩威胁状态。

受美国传导机制影响,西方国家同样深陷长期停滞。尤其是“大衰退”之后,欧洲还出现了灾难深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总体来说,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停滞程度要比美国严重不少,处于结构性停滞-通货紧缩状态。尽管实行了饮鸩止渴的“负利率”政策,但经济在长期趋势上依然低迷。

记者:列宁曾经说过,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那么,为什么说西方经济停滞和三重自由主义政策哲学的失灵反映了西方经济学主流核心理论已陷入深刻困境?

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经济学说和政策的完败,催生了国家需求总量干预理论的凯恩斯革命;70年代的“大滞涨”催生了对凯恩斯革命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和自由化政策实践;而新世纪后的“大衰退”和“大停滞”正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干预主义经济学及其相应三重自由主义政策哲学奇怪变异、混合共振的市场-国家双重混合失灵的恶果。

本书第3卷和第6卷证明,凯恩斯主义财政扩张政策存在三大效应:短期边际递增效应、周期边际递增-递减-负增长效应(衰退)和长期边际递减效应(停滞)。而货币政策方面,90年代后,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实施了泰勒货币规则,但持续利率周期扩张收缩引致并明显加剧了周期波动和停滞。泰勒规则同样明显具有上述三大效应。

本书的演绎研究旨在证明,必须同时坚决放弃自由主义经济学过度自由放任政策主张和(新)凯恩斯主义国家需求总量赤字债务、利率政策长期持续扩张干预。西方经济问题的根本在于长期结构制度性失灵而非周期总量波动本身。结构制度性失灵问题不可能通过纯粹总量干预方式解决,也不能通过过度自由放任解决,而只能仰赖于经济结构制度性变革。

记者: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身陷入了怎样的困境?或者说,造成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我在著作中论证了7层次经济学真理性大前提,其前4大层次前提(初始产权、竞争规则、报酬规则、购买力权利)是制度性公平真理性大前提内核基石。由于缺乏制度性公平真理性大前提,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奉行了错误的“公平-效率替代”铁律,错误而无奈地被迫把公平终极理想范式理解为其坚决反对的平均主义零差异结果平等,把整体配置效率普遍理解为短期、静态(帕雷托)产出效率。

记者:一般认为,经济效率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替代选择。缺乏制度性公平的真理性大前提是否意味着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更广泛意义伦理哲学基础上出现了致命缺陷?

周:没错。斯密之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实证-规范二分、价值中立名义下逐步建立了自然主义自利非伦理价值框架之实证方法论大前提,刻意回避了互利正义自善先验规范假设,将经济学自利假设实质上导向自然主义纯粹自私自利,进一步引起了“斯密悖论”的百年无谓争论,也催生了其大前提自身的一系列内在冲突、替代选择。

这一方面固然是受培根-洛克-休谟经验主义认知哲学传统及休谟“双重中立”“双刃铡刀”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对真价值理性无知”,刻意消解剔除了初始权利平等之经济交换关系内在本质属性真伦理价值。这在更广泛意义上反映了西方伦理哲学自身的困境。

主要的理论创新

记者:能否扼要介绍一下《最优边界》主要的理论创新?

周:在6卷本中,我试图贯穿上述研究宗旨,尽最大努力,在再演绎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发现、新界说、新体系,如提出并界说了自善原动机、互利自善实证规范复合命题和具体自善动机-理性-价值实证规范复合命题完整体系;初步建立了正义-善伦理哲学基础框架;初步提出并界说了社会物品属性通用分类体系;对2006-2009年次贷-金融-经济危机进行了9大系统成因分析;再演绎分析了“大衰退”后美国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的布里丹之驴困境;提出并界说了公平即效率定理和7层次真理性演绎大前提;提出并再演绎界说了单一和复合大停滞;初步建立了3层次、6纬度金融-经济危机与停滞“火因”(FIREIS)通用演绎体系;建立了80年代以来西方长期停滞基本原理演绎模型;提出并界说了结构新保守主义财政哲学,初步建立了财政哲学通用演绎体系;再演绎了“大萧条”后美国财政扩张政策5阶段演变数理逻辑;演绎并界说了市场-国家整体资源配置长期动态均衡最优边界原理与各类国家相对规模;初步建立了政治-经济-财政三重哲学通用演绎体系;初步建立了主权-政权-治权-政体一体化演绎政治学体系;提出并再演绎研究了美国80年代以来三重自由主义政策哲学命题及其实践等等。

客观地说,这是一项理论性要求很高、数理和文字演绎难度很大、工程浩大的系统性研究。我深感自身愚钝、才智心力不足,对难以避免的错误诚惶诚恐。研究成果至多只是一个粗浅的开端,今后仍将庶竭驽钝、奋力前行。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73期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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